作者：国防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公方彬

　　在纪念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之际，回顾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壮举，感知其中蕴含的超凡绝伦的伟力，思考焕发长征精神的时代价值。尤其思考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新长征，怎样才能像红军长征那样迸发出支撑民族前行的圆梦精神，怎样将长征精神与圆梦精神衔接，找到内在契合点，实现圆梦精神和长征精神的融合升华，以推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梦想的实现，是长征胜利纪念活动的根本目的和着眼点、着力点。

　　一、长征精神与圆梦精神的各自内含

　　长征精神的内含和特征已经有清晰的概括：不怕牺牲、前赴后继，勇往直前、坚韧不拔，众志成城、团结互助，百折不挠和克服困难。对于这些精神品质的解读，可谓汗牛充栋，我们以曾经的对手的评价进行诠释。1991年张学良在纽约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有记者说，如果当年没有“西安事变”，中央军肯定消灭红军，中国的历史将会重写，世界的历史也将重写。张学良回答，红军是打不败的，理由有三：红军难对付，陕北会战，这支装备简陋、面黄肌瘦的队伍全歼东北军两个师；红军顽强，自己是带兵之人，知道带兵难，红军在前有堵后有追的情况下，2万5千里，没有散，没有垮，说明带兵之人厉害；红军有坚强的组织，也有坚实的群众基础。这些都是对长征精神的有力诠释。

　　圆梦精神的内含和特征处于凝炼和抽象过程，要保证准确到位，需要坚持若干基本原则：精神品质选优，时代特质粹取，多重品质复合，整体合力凝结。在此基础上，我们认为圆梦精神可概括为：强力引导、广泛参与、志向高远、坚韧执著。

　　强力引导。中国梦是由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习近平提出，具有丰富的内含。首先，作为执政党的最高领导人提出并强力推动，这意味着政党意志注入其中；其次，诉诸于执政行为，将抽象目标化作具体规划和落实方案，比如两个一百年；再次，以远大目标牵引，形成强大的精神激励功能，这符合中国社会精神建构的特点和要求，比较来看，西方国家领导人一般不承担精神引领的功能，美国总统上任宣誓是手按圣经，宣誓效忠宪法，所谓“上帝的归上帝，凯撒的归凯撒”，即精神世界由上帝负责，世俗行为由法来规范。

　　广泛参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内含范围和物质，表明中国梦是一项民族运动，既包括大陆的56个民族，也包括台湾同胞，还包括全世界的华夏子孙。不仅如此，因为这个梦想持续了上百年，已经寄托了几代中国人的期望和努力。从这个意义上讲，民族运动中富于历史感与未来感，便形成了一个回望历史与指引未来的历史大跨度，进而成为纵横百年，且不断有新支持元素和推动力量参与进来。

　　志向高远。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之梦，奠基于两个重要基础，一个是百年屈辱、百年探索，另一个是现实条件，即新中国成立以及改革开放的巨大跨越，把中国推向最接近世界中心的时候，我们具备了参与世界规则制订，甚至有可能居于引领世界前行的能力。有了两个基础，便将中国梦由“一雪国耻”升华到“开创文明”的新境界。比如，“命运共同体”与“共享中国发展成果”等等。因为民族复兴是以现代文明和世界坐标系为评价尺度，是以立身人类文明制高点起引领作用为指标，因而宏大而高远。这是极富魅力的志向。

　　坚韧执著。大国的兴起和衰落，一般都经历漫长的过程，并且在过程中一定会遇到挑战，有时还尖锐到战争的程度。诚然，人类文明已经达到了不必再通过残酷的战争来实现国家崛起的程度，中国走的是和平发展而非铁血道路。因此我们把圆梦视作新长征，并且在既有的“两个一百年”的时间表基础上，有可能还要再设计百年计的新规划，这注定需要更长期的努力。没有信念坚定、坚韧顽强，断然无法实现。所以，锤炼坚韧顽强、不怕挫折的品格，或将这种精神品质注入圆梦精神，是必须也是必然。

　　二、长征精神与圆梦精神的逻辑关系

　　既然纪念长征胜利的目的是挖掘其中的精神品质和力量之源，为圆民族复兴之梦助力，那么，我们有必要回答一个问题，长征胜利促成长征精神，又是因为有长征精神才有了长征胜利，那么作为新长征的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运动，在广泛性、根本性和艰难性上，一定会超越红军长征。即便如此，因为新生成的圆梦精神不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中华民族精神史，尤其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和建设史上的一切精神成果，都将注入圆梦精神，支撑圆梦精神。

　　这就生成了一个命题，圆梦精神与长征精神之间存在何种逻辑关系？简言之，长征精神是中国共产党理论武装和精神灌注与中华民族坚韧顽强品格的完美结合，这种精神直接来源于亦支撑着当时的奋斗目标和政治诉求。比如阶级斗争与生命相博而造就的“激情燃烧”，这甚至可以说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今天，我们确立的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梦想，是一个民族的百年诉求，内含十分丰富，在长征精神两大核心元素基础上，还增加和丰富了人类文明创造的元素，因为大国崛起于文明，只有立身于人类文明的制高点起引领作用才能实现崛起，这就决定了提升民族创造力十分关键。与此同时，圆梦精神还需要对共产党在革命阶段的精神内含和精神元素作转换，因为革命阶段进入执政阶段存在诸多不同。要对民族传统精神进行现实改造。从这个意义上讲，圆梦精神包含长征精神，并且还要对既有精神进行发展，保证与时代对接。

　　三、弘扬长征精神，丰富圆梦精神，把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推向前进

　　弄清了长征精神与圆梦精神的本质内含和基本特征，及其二者的关系，我们还需要进一步思考，怎样才能将长征精神注入圆梦精神，或者圆梦精神如何更好的吸收长征精神的营养，保证新精神拥有强大的感召力作用力。

　　第一，红军艰难奋战而不溃散，最重要的力量之源是坚定的信仰信念，中华民族新长征形成和借助的圆梦精神，需要以此为内核心

　　80年前的红军长征，是一次挑战人类极限的跋涉，那次跋涉不管是从生理或心理都属于超极限运动。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同样是一次长征，一次超越民族发展史，至少超越近现代史上的长征，既然是超越自我的运动，就必须拥有强大的精神支撑，需要全民族形成一种不惧挫折和坚韧顽强的品格，或者说维系品格的精神世界，这个精神世界的支柱就是信仰信念。

　　看一下人类发展史，我们会清楚地看到，能够支撑人们面对死亡勇于扑向死亡的唯有信仰信念。以中华民族为例，历史上曾经产生过三个以“万里”为计的活动：万里长城，万里“丝绸之路”，万里长征。三个万里中至少有一个半与信仰信念有关。万里长征是一个政治集团因信仰信念而造就的人类壮举。万里丝绸之路则有一半属于信仰信念行为，当时敢于穿沙漠，闯戈壁，越高山，过雪岭者，除了为利益而来的商队，还有传播佛法的僧侣，正所谓西域古道上，“丝绸西去，佛法东来。”表面来看，信仰虚无飘渺，因为信仰解决的是终极命题，可以在过程中感知，不会在现实中看见。但信仰进入了我们的精神世界、价值系统，尤其支撑我们的行为后，便真实可感，富于魅力和吸引力。

　　所以，长征精神是中华民族百折不挠、自强不息的民族精神的最生动体现，是取得革命胜利的最根本力量之源，这种精神力量适合所有时代。今天，中华民族已经处于崛起中，但要达到理想的境界，还将面对更多更严峻的挑战，并且挑战并不仅仅来自对手，还来自自我，所谓最难的是超越自我。怎样才能保证我们民族能够实现艰难超越？必须培养树立与高远目标相匹配、相吻合的信仰信念，这就需要借助包括长征精神在内的党和民族成长过程中创造的全部精神成果。

　　第二，敢于走前人没有走过的道路是长征胜利的重要条件，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不是复制，必须在圆梦精神中引入开创文明的元素和品质

　　红军长征走了一条前无古人的道路，这其中除了牺牲精神还得益于创造力。今天，我们国家面临着巨大的挑战和机遇，要获得更大的突破，必须增强创新能力，这也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新长征的唯一途径。

　　人类文明史早已证明，世界大国皆崛起于创造，只有立足于人类文明的制高点起引领作用，才有可能崛起，并且持续时间更长。换言之，没有创造力就不具有引领人类前行的能力，因而便也不敢言崛起于世界。有数据表明，西方国家经济增长75%依靠技术进步，25%靠能源、原材料和劳动力的投入。中国经过改革开放数十年的发展，创造力大大增强，或者说正在由模仿型国家向原创型国家迈进，但要达到与民族伟大目标相匹配的创造力，要走的路还很长，且需要找到支撑点和生长点。

　　从加深思考的角度看问题，我们要看到面临的挑战之严峻，之深层次性。有媒体披露，世界上个100年，科技重大发明18项，其中9项由美国人完成，4项由英国人完成，3项由前苏联人完成，1项由德国人完成，只有基因图谱排序吸收我们参加，也仅占了百分之一的工作量。美国几个专业学会曾经评出影响人类20世纪生活的重大发明20项，没有一项是由十几亿中国人完成。基于这样的原因，我们越来越重视创造力的培育和生成。习近平的治国理政思想，“五大发展理念”，都把创造力放到重要位置。

　　所以，在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寻找更多支持元素的当下，我们有必要借纪念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活动，深入思考长征精神的本质，即在于开创一条前无古人的致胜道路，这条道路与当下走的道路或许存在多方面差异，但精神品质却是相通的。这就是我们纪念长征胜利80周年，弘扬长征精神的意义和价值所在。

　　第三，为人民利益不惜牺牲自己的一切，使红军具有战胜一切敌人的原动力，崛起的中国需要为世界和平而担当和牺牲的精神品质，圆梦精神需要这样的精神元素

　　出发时数十万人到达陕北时仅剩数万人，数字道出红军长征付出的牺牲是巨大的。而牺牲背后则是一个政党、一支军队为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敢于牺牲奉献的精神，正是有了这样的精神，才造就民族成长史上的又一不可磨灭的丰碑。

　　今天，我们民族已经处在伟大复兴的关键期，虽然不必也不应再付出革命战争年代那样多的生命代价，但自我牺牲精神依然需要，必不可缺。这是因为：一方面，中国越来越接近世界中心，参与规则制订，这过程中需要承担更多的责任，而世界还不太平，维护和平必然付出牺牲，这是大国义不容辞的责任；另一方面，中国的利益已经遍及世界，中国公民也走向世界，国家利益和人民安全需要保障，这必定要有人做出牺牲；再一方面，中国已经面临着周边现实安全威胁，我们不希望战争，但我们不能没有应对战争的准备，这更需要牺牲精神。

　　其实，自我牺牲精神并不一定要以具体牺牲来验证，它更反映为一种价值观和行为方式，正因为如此而与大国的成长高度关联。人在社会中有三种状态：先行者、落伍者、守中道而不愈矩者。先行者即便为国家和民族去探寻道路，也没有人为你背书，所以，先行者是要付出代价的，敢不敢付代价，就涉及到价值观。

　　看一下犹太民族，仅有1600万人，但诺贝尔奖五分天下有其一，这个民族历经千年大流散，但形散神聚，创造了人类文明史上的奇迹，这其中很重要的是因为他们弄清了意义和价值，并且存在着普遍的担当精神。当年以色列复国，当时几乎是一个不可能实现的目标，然而，短短两个星期内，在美国的犹太人就为这个“乌托邦”捐出2500万美元。

　　中国走在大国道路上，不管是因为本民族发展的需要，还是大国担当，领袖者必须拥有文明创造力，一切的一切，我们都需要长征精神中内含的强烈的自我牺牲精神，并且只有把这种精神注入灵魂深处，化作价值观和行为规范，我们的伟大目标才能够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