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是重锤。与贫困斗,唯改革者赢,唯改革者进
王洪梅,河南省滑县大子厢后街村党支部书记。
2016年12月12日,她在日记中这样写道:
“今天有点阴冷,人们仍然热火朝天地在村里葡萄园干活,一座座现代化的葡萄大棚慢慢露出了雏形。这一切,都源于村里搞土地流转……60岁的王长发土地流转了,还长期在葡萄园打工,一年能挣近2万元。村民高兴,我心中也是美滋滋的。”
“土地流转”,这一载入中国反贫困史册的新词汇,标刻出当代中国又一新的巨大变革。
这不由让人们又想起了30多年前的那个冬夜——
安徽小岗村的一间旧屋内。
35岁的严金昌和另外17户村民以“托孤”的方式在白纸条上按出一片红手印,把村里土地包产到了户。第二年,严金昌等村民家的院子里第一次堆满了粮食。
30多年后,严金昌又一次按下红手印,将家中的10亩土地流转出去。第二年,他家年收入第一次突破10万元。
两次红手印,两次巨变,印证了同一个历史逻辑——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与贫困斗,唯改革者赢,唯改革者进。
从前不敢碰、不敢啃的“硬骨头”被一一砸开,见证着改革的勇气,推动着反贫困斗争一步步走向胜利。
这是一场仍从土地入手的历史性变革——
“土地流转”,林权制度改革,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带来了我国农村生产力的又一次大解放。
吕胜勤老汉这样讲述土地流转给自己生活带来的变化:“我现在是到地里上班了。”他说,“干的活轻松,离家还近。”
吕胜勤是山东菏泽市孟庄村人,他去年把家里全部5亩多地流转到牡丹专业合作社,开始收租金、给合作社当工人。
“5亩多地一年租金就是9000多元。”吕胜勤脸上一直挂着笑。
土地流转唤醒了农村“沉睡的资本”。截至去年,全国农村土地流转面积4.71亿亩,超过耕地总面积35%。全国农户家庭农场超过87万家,依法登记的农民合作社超过188.8万家。
从山下的土地延续到山上林地,与土地流转“二重唱”的是林权改革。
福建省武平县万安镇捷文村村民李桂林在展示林权改革后领到的林权证(2017年6月16日摄)。2001年12月30日,李桂林领到了全国第一本新式林权证。2002年,林权改革在福建全面推开。所有权明晰,激发了群众的积极性,让山定权,树定根,人定心,林农走上了致富路。新华社记者 林善传 摄
上世纪80年代,由于一些历史原因,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主要方式的农村土地改革,没有延续到山上,山林一直属于集体所有。
回忆起那段日子,福建省武平县捷文村的村民李桂林感触颇深:“全村164户村民守着2.6万亩林地,却过着穷日子。”
2001年12月30日,李桂林领到了全国第一本新式林权证。转过年来的初夏,时任福建省省长的习近平到武平调研,作出了“集体林权制度改革要像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那样从山下转向山上”的指示,林权改革在福建全面推开。2008年,这项改革在全国全面铺开。
所有权明晰,激发了群众的积极性,让山定权,树定根,人定心,林农走上了致富路。
这是一场涉及干部责任的制度性变革——
改革贫困县考核机制,扶贫开发成为考核的主要内容,提高贫困人口生活水平、减少贫困人口数量、改善贫困地区生产生活条件成为考核的主要指标。
“在2016年扶贫开发工作成效考核中,我县考核结果全省挂末。对此,县委、县政府集体深刻检讨,作为县委书记和全县脱贫攻坚第一责任人,我负主要责任。”
2017年5月,贵州省天柱县委书记陆再义,在一次全省的大会上作出公开检讨。
看GDP,天柱并不差:在全省处中游,在所属自治州处上游,但作为国家扶贫开发重点县,因为贫困人口识别退出不精准,在这次全省脱贫攻坚综合考评中排名垫底。
在大会上作检讨,让陆再义深受震撼。“我们已经没有退路,到了破釜沉舟、背水一战的境地。”
县里四大班子专门建了“知耻后勇脱贫攻坚”微信工作群;16个乡镇对脱贫数据逐一进行入户调查核实;每月开一次脱贫攻坚大比武现场会,各战区各乡镇在擂台上晒成绩、亮短板……
改革带来工作重心的转变,广大贫困地区干部状态、当地贫困人口的生活面貌,都“脱胎换骨”。
贫困地区党员干部不再唯GDP,贫困乡亲的生活小事成了他们的心心念念。
罗军元,江西省农业厅派驻到井冈山新城镇排头村担任第一书记。翻开他的工作日志,就能感受到他日日挂心的“小事”:“搜集24个贫困户的‘微心愿’,让农业厅的同事认领;重阳节,为24个80岁以上的老人每人送上一床棉絮、一个暖手袋……”
“‘微处发力’让百姓待自己就像朋友一样,能够和我一起撸起袖子加油干。”罗军元说。
在江西井冈山下七乡,返乡创业的大学生卢琼芳在自己的“农村e邮”服务站点内展示当地特产井冈红米(2016年2月2日摄)。卢琼芳于2015年毕业后就回到家乡,借助网络平台销售贫困户自产的特色农产品,为他们实现了增收的同时也圆了自己的创业梦。井冈山18个乡镇都有电商扶贫站点,“前店后村”的电商产业模式带动2446名贫困群众增收致富。2017年2月26日,井冈山正式宣布在全国率先脱贫摘帽,是我国贫困退出机制建立后首个脱贫摘帽的贫困县。新华社记者 李贺 摄
这是一场以市场为导向的根本性变革——
井冈山人便走在这条路上。
清晨,黄坳乡刚刚从沉睡中醒来,乡电商服务站的黄小华又开始了一天的忙碌。“从开业到现在一年多,寄出了1.7万多个包裹,价值160多万元哩!”拿着厚厚一沓快递单,黄小华告诉记者,这些寄出的商品大多是贫困户生产加工的,其中合作社入股的46户贫困户是最直接的受益者。
井冈山18个乡镇都有电商扶贫站点,“前店后村”的电商产业模式带动2446名贫困群众增收致富。
山东沂蒙山的农民也走在这条路上。他们竟把自己种的蜜桃卖到了6000公里外的中东迪拜。
历史上,沂蒙山“四塞之崮、舟车不通、外货不入、土货不出”。沂蒙深处的毛坪村,有着果业种植传统。过去这里种出来的水果只在周边销售,果农辛辛苦苦一年挣不了几个钱。
将蜜桃卖到迪拜的人叫刘宗路。
2015年,他得知迪拜的蜜桃价格很高,但路途遥远,往往还没运到迪拜就已经腐烂了。
别人听个热闹,刘宗路却上了心。随着国家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刘宗路越发觉得万里之外有商机。
他跑到上海,请教国内水果保鲜权威专家,改进储存方法;咨询了海关,改进了报关流程……
刘宗路成功了。4万斤蜜桃到达迪拜,基本完好无损,几毛钱一斤的蜜桃,在迪拜卖到了十几元。
思路一变天地宽。
全面深化改革,打开了脱贫的万千路。
一根稻草抛不过墙,一根木头架不起梁。扶一把,送一程,社会主义的政治优势和制度优势,为反贫困斗争凝聚无坚不摧的伟大力量
入夜,秦巴山区深处的甘肃宕昌县。微弱的煤油灯下,一个男人攥着木炭,在坑坑洼洼的泥墙上一笔笔画着:
车头、车轮、车厢……粗糙的墙面上,浮现出一列火车的轮廓。
“这就是火车?”抱着刚出生不久的女儿,一辈子从未见过火车模样的农民杨尕女,问专心画画的丈夫。
“是啊。听说火车一响,黄金万两,不知道咱这穷山沟里,啥时候能见到真的火车?”男人说。
大山深处画火车——这是20多年前一个闭塞的贫困山区农民对山外世界最深切的渴盼。
门前万重山,抬脚行路难。在其他类似的连片特困地区,脱贫致富的指望仿佛山间游丝般的小路,总是被连绵不绝的大山吞没。
要致富,先修路。从兰州到重庆修一条连接西北、西南的铁路大通道,秦巴山区正是关键节点。
然而,让墙上的火车变成现实,谈何容易。
这里的地质属于隧道施工领域的世界难题。以最艰巨的胡麻岭段为例,地层含水量最高达28%,堪比“水豆腐”,不时涌水、涌砂,严重时甚至如泥石流般掩埋隧道。
在铁路隧道施工中享有盛誉的德国专家,曾专门自带顶级设备和施工团队到胡麻岭应战,以失败告终,离开时留下一句话:“不可能在这种地层中打隧道。”
然而,在社会主义中国的大家庭里,扶贫从来不是一个地方、一个单位、一个人的事。“扶贫开发是全党全社会的共同责任,要动员和凝聚全社会力量广泛参与……”习近平总书记强调。
大扶贫格局完整地体现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扶贫道路上,再难的障碍也能跨越。
于是,千里兰渝线,集结了10万筑路大军——全国最优秀的专业技术人才、最富经验的作业队伍、最先进的机械设备。面对前所未有的高风险地质状况,坚韧顽强的建设者们挤牙膏般一点点向前推进。
2017年6月19日,胡麻岭隧道终于贯通了!兰渝铁路在历经近9年的艰苦奋战后,一举扫除了全线开通的最后障碍。
这条铁路,从百年前孙中山先生《建国方略》规划中走来,从20多年前贫困农民墙上跃出,终于在中华民族反贫困决战中贯通,给沿线数百万贫困人口送上最珍贵的礼物。
“没有社会主义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和政治优势,没有党和政府对贫困地区的深切关怀,类似兰渝铁路这样高投入、高难度的‘扶贫路’如何能修得成?”全国扶贫宣传教育中心主任黄承伟感叹。
集中力量攻坚是优势,对口帮扶同样是我们的优势。作为祖国大家庭的儿女,你帮我一把,我扶你一程,目标就是实现共同富裕。
拼版照片:上图为宁夏永宁县闽宁镇建设初期的乡镇雏形(资料照片);下图为2016年7月22日拍摄的闽宁镇原隆移民村(新华社记者王鹏摄)。地处宁夏贺兰山东麓的闽宁镇,是福建、宁夏两省区对口帮扶打造的样板镇。21年前,“闽宁扶贫协作”大幕开启。从那时起,一批一批援宁干部真心奉献,数以万计的闽商在宁夏创新创业,几万宁夏贫困群众在福建稳定就业,创造出对口协作实现共同发展的成功范例。新华社发
宁夏永宁县,闽宁镇。
站在自家宽敞的小院里,63岁的谢兴昌可以望见镇区一排排新房,宽阔的马路直直伸向远方的贺兰山。
“当年那个‘天上无飞鸟,地上不长草,风吹砂石跑’的荒滩,要是没有福建亲人的帮助,怎么能一步步变成如今的样子呢?”
谢兴昌的感慨来源于21年前,时任福建省委副书记习近平为组长的“福建省对口帮扶宁夏领导小组”正式成立,“闽宁扶贫协作”大幕开启。
从那时起,一批又一批援宁干部真心奉献,数以万计的闽商在宁夏创新创业,几万宁夏贫困群众在福建稳定就业,创造出对口协作实现共同发展的成功范例。
20年后,还是在宁夏这片土地。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东西部扶贫协作座谈会,推动东西扶贫协作继续迈向新的征程。
谢景军,武警河南省总队医院的一名军医。一年的援助青海时间里,他承担的手术就有200多台。2014年6月,谢景军满载荣誉回到河南。
一进家门,同为医生的妻子见面后的第一句话,让他自豪与感动涌上心头:“老谢,今年的援青任务下来了,我报名了。现在我把家交给你,我也要到青海为那些需要救助的患者尽一份力。”谢景军将妻子拥入怀中。
丈夫归来,妻子接力。多少支援贫困地区的各界人士,如同这对质朴的夫妻一样,舍小家为大家,为贫困群众的美好生活不懈奋斗,有的甚至献出生命。
从江南鱼米之乡的浙江湖州,到大漠戈壁荒原的新疆柯坪,援疆干部黄群超一门心思为当地谋脱贫。反复研究后,他决定把湖州生长发育快、繁殖周期短的湖羊引进柯坪,作为农民增收突破口。
2014年底,在黄群超精心“护送”下,1600只湖羊种羊从太湖南岸启程,踏上了数千公里的“西迁之旅”。
一路上,他和同事们不敢休息,每隔4个小时就要停车看羊,补充饲料和水。历经3天4夜,辗转7省份,1600只湖羊全部到达目的地。
如今,这些湖羊已产出数千只羊羔,成了当地人脱贫的希望。
2015年8月,黄群超突发心脏病栽倒在地,再也没有起来。
遗体火化那天,妻子汪素琴和儿子黄卓尔在当地种下一棵杏树。儿子含泪一边培土,一边说:“爸爸,这棵树就是你的眼睛,你可以一直守在这里,看着这山、这水,这里的百姓。”
“来的时候是一粒种子,离别的时候要满园硕果。”刚来援疆时,黄群超曾在日记本里留下这样的期待。
他的一半骨灰,永远留在了柯坪。
大扶贫格局的优势,还体现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政策的快速精准实施。
投钱——在财政转移支付基础上,为中西部地区专设了中央财政专项扶贫资金,2017年资金规模超过860亿元;
派人——全国向各地贫困地区派驻了近80万名帮扶干部,与困难群众同甘苦、共奋进,攥着劲瞄准脱贫目标;
搬迁——自2016年至2020年,一次足以改写历史的大迁徙在中国大地进行,约1000万贫困人口将通过易地扶贫搬迁告别世代生活的贫瘠土地,走向新的生活。
“我们都搬下山来了,今后的娃娃可能都不知道我们从哪里搬来的,应该记录一下村子的历史。”甘肃省文县丰元山村的木匠张代全不顾身体残疾,当起了当代的“司马迁”——写“村史”。 “丰元山村有四大姓,大多从清代嘉庆年间搬迁而来。穷了一辈又一辈,直到扶贫搬迁才看到新的生机……”
张代全笔下的村史,述说着丰元山村的变迁,折射的却是反贫困斗争伟大决战的真实画卷。
……
时间,是最忠实的记录者。
2000多年前,中国先人发出“民亦劳止,汔可小康”的希冀,开启了对温饱和幸福的期盼;
90年前,秋收起义的一支部队翻越莽莽罗霄山后,抵达井冈山的茨坪,“红军来到掌政权,春光日子在眼前,穷人最先得好处,人人都有土和田”,开始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反贫困斗争的最初实践;
60多年前,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为反贫困提供坚实的政治制度保障;
30多年前,改革开放大幕开启,大规模人口脱贫迈入新进程;
5年前,面对中外记者,习近平发出“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的宣言,吹响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冲锋号;
再过3年,中华民族将历史性地摆脱绝对贫困,全体中国人将共同迈入全面小康的崭新时代。
千年梦想,浓缩于未来一千多个日日夜夜;
世纪担当,扛在我们这代共产党人的肩头。
百年初心不改,百年前赴后继。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咬定目标、勠力攻坚,我们一定能决战决胜,创造反贫困斗争的人间奇迹。(记者陈二厚、王宇、何雨欣、林晖、姜伟超、郭强、范世辉、杨洪涛、庞明广、潘林青、邹欣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