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前，清流农村民众普遍养猪，肉食由屠商经营或养猪户自宰，供应市场销售。

　　1951年，县工商科对个体屠宰户进行登记，由屠宰商收购，议价成交。1953年，县供销社开始生猪经营，全年收购生猪208头，供应市场。

　　1954年，猪、禽、蛋商品纳入国家经济计划，生猪实行计划“合同定购”和计划供应。并发放养猪户相当于每头猪苗本的预购金10～15元，以促进农户的养猪积极性。

　　1955年下半年，生猪经营实行“派养派购”政策，以区、乡为单位，层层落实到各村各农户，由基层供销社为国营公司代购代销。当年，收购3306头，市场猪肉供应充裕，自由购买，还支援鹰厦铁路工地生猪1038头。

　　1959～1961年，生猪生产实行“公养为主，私养为辅”、“大收大购”的政策，打乱生产和购销计划，生猪、禽、蛋生产收购直线下降。1961年，全年仅收购生猪49头，家禽1519只，城关居民和机关干部职工，除在国庆、春节由供销社供应少许肉食外，市场极少有肉、禽、蛋等商品出售。

　　1962年，畜禽生产恢复实行“公养、私养并举，以私养为主”的方针，当年收购生猪647头，家禽1801只，蛋3.6吨，并对社员交售生猪实行奖售政策，奖售粮食、化肥、毛线、副食品、日用品等紧俏物资，调动社员生猪生产和交售的积极性。

　　1964年7月，成立县食品公司，专营猪、禽、蛋购销业务。1965年，鼓励社员养猪，发给养猪户一定的预订金。是年，在嵩溪等处增设食品经营机构，5105厂设立供应点，按“出肉率定等，毛重定价”的办法收购生猪。

　　1971年，实行“售猪留肉”政策，按出肉率10%返销给养猪户。农村社队按季完成任务后，可以有计划地就地宰杀生猪供应社员，保证社员吃肉。同时，从江苏、浙江等地调进猪苗5000多头，禽苗上万只，在集市出售。是年，食品公司收购生猪8085头，上调830头，首次完成国家上调任务。

　　1975～1977年，县食品公司从外地调进大批猪苗、禽苗供应市场；帮助长校、江坊、嵩溪、城关等地办起孵鸭场，生产鸭苗供应农户。1975年，全县有3个公社20个大队73个生产队饲养生猪达到“纲要”指标。其中长校公社河排大队实现一人一猪，城关猪肉供应采取剔骨后按部位销售。

　　1978年，生猪经营实行“两把刀”政策，即国营、个体均可经营。城乡猪肉市场开放，对生猪派购实行“派一留一”、“先购后留”，并提高奖售粮标准。当年，收购生猪9657头，家禽25492只，为历年最高水平。1979年下半年，县食品公司先后增设8个基层食品站，加强食品购销经营。

　　1985年，国家对生猪取消统派购规定，购销价格全面放开。县食品公司积极开展猪、禽、蛋商品议购议销，参与市场调节。1990年，收购生猪45229头，猪肉407.05万公斤，家禽8.45万只，鲜蛋9.9万公斤，投放市场，满足群众需要。

　　民国时期，清流城乡市场的蔬菜，多为农民自种自食，多余部分上市调剂销售，没有专业生产蔬菜的农户。市民蔬菜的供应，也是从市场购买。解放初，蔬菜供应仍是如此。

　　随着城镇人口增加，市场蔬菜日呈不足，为解决蔬菜供应，1965年，县人民委员会决定：从闽南迁来的移民中，安排30个劳力，划出耕地47亩，成立蔬菜专业队，由贸易公司经营蔬菜，在城关开设蔬菜商店。当年，还从福州、闽南等地调进细菜2812担，补充市场供应的不足。“文化大革命”期间，取消农民自留地，本地蔬菜上市少，外地蔬菜无法调进，蔬菜商店停止营业，蔬菜供应紧张，价格上升。

　　为确保城镇居民的蔬菜供应，1975年，县革命委员会决定由食品公司开设蔬菜商店，货源大部分从外地调进，蔬菜市场仍然不稳定。1976年，从安砂水库移民和城关部分社员中，抽出404人，安排耕地192亩，组织6个生产队，成立城关人民公社蔬菜专业队，由副食品公司进行业务指导，帮助菜农发展生产。当年收购蔬菜8299担，基本自给。1977年收购12320担，品种52种，细菜占32%，不但满足市场需要，还调出220担支援永安、宁化等地。

　　为促进蔬菜生产、经营一条龙，1983年，蔬菜经营移交给蔬菜大队，亏损包干1万元，实行产销见面，以缓和供需矛盾。由于管理不善，经营效益差，1985年，队办蔬菜商店停业。之后，市场蔬菜均由个体经营，全面开放，由农民自产自销，品种增加，价格上升，为平抑物价，当年县财政拨款5000元，由糖烟酒公司负责组织在淡季和国庆、元旦、春节三大节日的蔬菜供应。1990年，农贸市场蔬菜交易良好，菜贩从外地大量调进包菜、大白菜、大蒜等1300公斤供应市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