邑之有志，昉于上世九丘、《夏书·禹贡》、《周礼·职方》、春秋、列国之史，汉、唐、宋舆地之志。志亦史也。史有二体，曰纪传之史，曰编年之史。作史有三长，曰才也，学也，识也。纪传本于《尚书》，地志方于《禹贡》。今之邑志，因之与《春秋》编年不同，而有资于才学识之三长一也。兼是三长，而又纪事以实，持论以公，于是乎惟良。然则志待人而修，而地匪志无传焉。

　　清流虽僻在南服，衣冠文物之盛，不殊中州，旷数百年间，未有任纪载之责者，何哉？意吏斯土者，汲汲然以簿书期会为事，以条格法令为贤，不暇因俗以为教，沦溺于俗吏之流欤？是故，予承乏以来，访求邑事无征，其附见于郡志以上者，寝约而不详，或遗而弗纪，间见于野史所载者，则又简编断残，并豕鱼舛误。于是日夜校阅，辨真赝，明是非，复省俗观民，询事采言，披案牍，参史传，掇拾风闻，裁成新志，以辨疆土，以定星野，以陈职贡，以明官守，彰人文，微以尽物，明以尽民，幽以尽神，事列卷分，提纲揭目，原始要终，窃比于纪传之体也。其纪事之实，持论之公，自谓差有一得，乃若才学识之三长，深有愧焉。是尚何能由数百载之后而考求往事于数百载之间哉？矧以官守羁之，民事夺之，无所见已矣，安得周游历访如太史公乎？无所稽已矣，安得极博旁嵬、求秘书郎乎？是志之修，如蚕作茧，见物即成，岂能详备，而补塞遗脱，姑以俟乎君子。极知狂僭，不足以信今传后，然于君子更化善俗之道，学者多识畜德之资，或亦少裨于万一云。
　　　　　　　　　　　　　　　　　　嘉靖乙巳春上丁日文林郎知清流县事阳江西川陈桂芳秀甫书

　　清流古百里国也，厥惟明秀，肇辟蚕丛，历宋入明，节义文章之士，代兴崛起。载稽邑乘，创于嘉靖乙巳陈公西川之手，越万历癸巳，阮公缉吾重为葺之，日久残缺，披图忾然。

　　岁丁丑，唐使君定谷征予修郡书时草册，以佐采择，而邑书之残缺如故。夫邑书宜详于郡，而反逊缺略，其何以光昭文献，称司牧任也。迩年军国多事，当事日议搜括，议捐助，处仰屋之秋，而商操觚剞劂，似非急计。然衷有不能已者。越己卯春，予与学博陈君又元、涂君心孔谋所以修之。不揣绵力，捐资以梓，亦惟征文考献，与募兵筹饷相纬。在昔汉丞相何入关，先收秦图书，而知下下阨塞、户口强弱。唐李卫公经略四川，建筹边楼，而以南道山川图之左，图之右，古人诚有渊虑。谁谓弹丸形胜、川原夷险、户口增耗，以及人文盛衰，无关国运也哉！故尝徘徊东华，南极，而瞻天尺五；亦尝听桓笛，瞰春渡而怆念玉关，悚心衣枷；尝闻晓钟，对夜月而依长乐，兴短庾楼；亦尝踏残雪，抚中流，而勤思溯功，缅怀祖楫。夫将引兹邑之风景土物与俱发愤，以为关西锁钥矣乎。嗣是逖稽往哲，观古茂宰有经始署厘与蠲贴监钱，置洞塞以备寇者；亦有擢令为守，劝农兴学，而庙食到今，耕桑未坠者，则宁保障无茧丝之心油然生矣。观古名吏，有力战湘阴而裹革，诣垒谕贼而解散者，则即日中无忘阴雨之怀肃然起矣。观古文学，有博通经史不营仕进，与夫山水自怡，迹远公庭者，则宁刺绣文无倚市门之志翕然兴矣。观古阊巷侠烈，有子父冲锋，以身悍敌，与夫挑捷陷伏，割股抚孤者，则宁流芳无遗臭之风毅然植矣。

　　凡此种种懿行，代不胜书。一皆忠臣孝子之谱，纲常名教之堤，以至近代如裴恭靖公，清节雅操，作名臣冠，迄今读其《青蒲》、《谏草》，尚凛凛有生气，则又二百余年地灵所聚，而树奕世之仪型者。夫道不足以存往，法不足以宪后，不可谓志。方今兵饷坐绌，文教未揆，武卫弗奋，当局者谓事事度越古人，实事事不如古人，存此志而芳规覆辙，犁然眉列；文事武备，有常仪的。乌得睨邑乘为缘饰太平之具，而无关救时之急也。昔韩宣子读《易》、《象》、《春秋》而知周礼在鲁。是役也，润色则孝廉裴君飞际、伍君旭庵，董其成而草创，则太学裴鼎卿、文学邹瑞麟、廖白水共有其功，一皆刳心宵旦，蠲怀德怨，视彼任情失正，徵贿鬻笔，吹霜煦露，寒暑毫端者，若莛楹焉。倘有采四方之志成一家言，以佐车书一统之盛者，请藉手以献，即谓清犹秉礼教之遗可矣。

　　今以天下如此其大也，人物如此其盛也，官师如此其繁也，时事如此其变也。其间山川之绣错，风俗之贞淫，政治之得失，与夫盛衰损益之故，草木禽鱼之属，可考而镜者，皆赖乎笔以书之，史以纪之，而所谓大且盛与繁且变者，无不一览而周知也。若是乎志之不可不讲也，审矣。盖古者，列国皆有史官掌载时事。　自秦分为郡县，采风之使不下逮。然一州一邑之事，靡不悉志以为成书，历汉、唐、宋、元、明而来无代无之，亦无地无之，固不独天子诸侯为然。后凡任城社之寄者，亦靡不仿而行之。

　　我清定鼎六十余年，车书一统之盛，廓前古所未有。德业文章，祯祥瑞应，史不胜书，何有乎蕞尔之邑，亦与之考古今，辨是非；而且欲冀思彤管而照示来世也哉。不知泰山不辞土壤，故能成其高；河海不择细流，故能成其大。清阳虽土壤细流乎，然土地孰非天子之版章，人民孰非天子之赤子，政事孰非天子之命吏，宁可以略而弗书，冗而弗辑耶？且邑处山陬，旧虽有志，寥寥数语，文不雅驯，幸有作庵王先生为国纪典，宦游归里，年逾七旬，凡邑之习尚、兴废、治乱、因革靡不若数计而独照者。俊于辛巳仲夏，捧檄莅清，日图夫补偏救弊，举废饬新，而于县志要书，尤思先为编辑。又自念闻见荒劣，何所取裁。因请作庵先生董其事，且与博洽之多士共校，是书始于仲夏，成于季冬，为卷者十，为目者三十有二。凡八阅月，讨论润色，稍竭管窥，虽不能上襄盛大繁变之观，而于官师、人物、山川、风俗、政治兴衰、禽鱼草木之属，庶免于无徵不信云尔。若谓提衡悬鉴，彰往察来，其更化宜民之政，亦即见端于此。此固冉有氏所云。如其礼乐以俟君子者，俊不敏，何足以知之哉。

　　志者，誌也，擅长始于司马，作难叹于文通，起例发凡胥折衷于一是，属词比事，更斧藻乎群言。固作乘之宜然，岂操觚之率尔。盖县志关乎县治、沿革、损益，靡不详而载笔，即以载言，美恶褒讥无弗备。

　　清虽僻壤，著有轶编，世已云遥，卷多失次。创始于宋，既代远而年湮；更修于明，亦抱残而守缺。嗟呼！风景非旧，典物犹存，镌金石者难为工，摧枯朽者易为力，不有作者，何以补遗。嗣是王公士俊继之，虽藻彩缤纷，疏漏亦或不免，矧故老阒寂，增修益更为难。

　　今者恭逢上宪之咨诹，纂成通志。爰集邑乘之散佚，续为完书。莫言长效乎三，窃仿志列以十。文繁于昔，若网在纲，事增于前，如丝就绪，幸考成之在望，兰臭同馨，匪少贱之多能，笔花共灿。聊纪片言，以质来者。

　　甚矣，作志之难也。以数人之耳目，而欲周知一邑，难矣。以数十年之人，而欲考核百年之前，抑又难矣。察察为明，则近于苛刻；随人唯诺，则不免模棱。故国史之难，难在拘于时，迫于势，有忌讳肘掣而不得逞。若邑志则无拘迫矣，而又苦于父老之讹传，里言之狡狯，亲故之嘱笔。虽隐恶扬善，与史少异，而谱牒撰造，庸腐谀词，何能扫却。

　　窃以为有圣人之志，有贤人之志，有高才博学之志，有循例纪载之志，若谄富遗贫，受金鬻笔，风斯下矣。何谓圣人之志？若天王狩于河，阳公在乾侯，寥寥数字，日月经天，其游夏莫赞乎？何谓贤人之志？若司马公之《通鉴》，欧阳之《五代史》，或珠联绳贯，或褒贬谨严，卓然成家。然而帝魏寇蜀，进朱梁，黜中宗，不免失正。薛居正《五代史》，以近人志近事，自更得实。而欧公事增于前，文省于旧，故薛史亦不可废。而紫阳之蜀丞相出师伐魏，则名正言顺。帝在房州，俨然洙泗家法，《春秋》二三策，万古开群蒙。诚哉是言！贤人之志，虽不无得失，要无损于仁人君子也。何谓高才博学之志？若太史公史记，上下三千年，眼高四海，进退百家，尊孔子为世家，进屈原于列传，老庄申韩并列，寓意深远，信天下之奇笔。然而传荆轲聂政，而不传王孙贾、颜斶。方朔直谏而列之《滑稽》，则过矣。班固之书，苍坚整密，亚于迁史，而窃迁书以诋迁，究不能出前人范围。且王章直谏，而载牛衣之泣，以为不量轻重。贱死节，否正直，是人臣以缄默为高也。若古今人物表，管、晏在第二，游、夏在第三，蔺相如、鲁仲连在第五，则颠倒失实矣。何谓循例纪载之志？天文地理，悉本前人，山川形胜，原无改易。孝子贞妇，例志旌表。文苑乡行，依样葫芦。枯木拳石，聊以塞责，本无关于劝惩也。若夫请冠索米，则难以示后矣。束书高阁也，而以为博综群典；随俗唯诺也，而以为忠厚长者；减价平粜也，而以为发粟济饥；钻营奔竞也，而以为排难解纷；机械变诈也，而以为利人济物。见之者默然，闻之者骇异。此则与秽史同讥矣。

　　总之，作志视乎其人，其人素行端正，交游皆直谅，则是非好恶，厘然，有当于人心。若孙盛不改枋头之败，吴竞不徇张说之请，褚遂良不从视史之言，宋子奢有览史之谏，则炯戒足传。若许敬宗、李义府、李林甫、王钦若、秦熺预修国史，又焉得有实录乎？陶公忠亮勤慎，而诬以天门折翼；太真戮力王家，而目为截裾杀母。以则天为圣后，以冯道为无可无不可，以秦桧为名世，以岳武穆不能回二圣，谰言又何所不至哉？苟得其人，则《朝邑志》数千字不为少，《宁化志》十万言不为多，要以素行方正，自无曲笔而已。今升等学昧痴龙，才惭吐凤，上之望圣人之门，仰之弥高；次之慕贤人之业，志焉未逮。高才博学，当求之人文渊薮之地；循例纪载，正我辈空疏袜线之才，惟受金鬻笔，则明有清议，幽有鬼神，二三同志尚能免此。奈一百二十余年既无耆旧传闻，又乏高人珥笔，欲俟之后人，则阙失滋甚。今姑仍旧本，则疏略难安。传述者殊多，创造者盖寡。亦望后来者随时秉公纪载，毋令今人薄前人，而后人复笑今人也。则幸甚矣。

　　县志为一县之历史，其盛衰之理，兴废之道，与整个国家及世界大局，无不切切相关，岂特关系一县而已，其重要可知矣。清流自宋哲宗元符元年开县以来，历元、明、清至于今(民国三十六年丁亥)，八百六十七年矣。其志凡五修，初次隔四百六十五年(宋哲宗元符元年至明嘉靖二十四年)，二次隔九十五年(明嘉靖二十四年至崇祯十二年)，三次隔六十三年(明崇祯十二年至清康熙四十一年)，四次隔一百二十年(康熙四十一年至道光九年)，今隔一百—十七年始行重修(清道光九年至民国三十六年)，是为五次之志矣。以前四志因年湮代久，大多缺失不全，今虽重修，历时既久，材料自难搜集无遗。余忝主修，亦只能提纲挈领而已。幸此次协修、主纂、编纂诸执事及修志诸委员暨采访员、募款员均能竭智尽忠，以称职守，故此志得以编成付梓，以垂永久而传无穷。其盛衰兴废之迹，得失利弊之因，与夫国家世界相关之由，亦可于县志中窥其一二。

　　至若建县以来，凡天文、地理、户口、赋税、货币、物产、实业、交通、水利、职官、选举、风俗、文化(文艺教育)、宗教、庙祀、义举、乡行以及邑中大事，暨党团、沿革等，无不应有尽有，记其梗概，使阉邑之人，一读其志即知所警惕，知所勉励，知所振奋，知所努力矣。是此志之编成，不无千虑一得之可取也。

　　尚有不能已于言者，即清邑虽僻处万山，交通不便，教育落后，然山明水秀，衣冠文物之盛，早著于朱明；超群之士，节义文章，亦彰于史册。今值国家实施宪政之时，地方自治行将完成之候，在此面临民主洪流之中，正邦家振衰起废之秋，吾人若能因县志之编成，而知兴革之所在，大家精诚团结，亲爱互助，同心同德，切实合作，使地方安定，交通开发，教育普及，生产增加，县政进步，因而人尽其才，地尽其利，物尽其用，货畅其流，事尽其功，以完成管(政治)、教(文化)、养(经济)、卫(治安)四大建国之根本建设，则本迎头赶上之旨，力争上游，不断振奋，有恒努力，是本县不但可恢复朱明之旧观，且可百尺竿头，更进一步，而其影响，可使三民主义得以具体实现，以奠定国家自治之基础，臻民生乐利之域，国泰民安之境。诚如是，则斯志之修，岂特有关本邑之世道人心及其振衰起废已哉？是为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