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春节之后，元宵是最热闹欢腾和多姿多彩，又极为不寻常的节日。“闹花灯”是元宵主要的活动，它把元宵欢乐的气氛推向高潮。清流城关元宵的“摆五坊，送瘟船，散福”是和“闹花灯”相连缀的独特风俗，充分表达了客家先民对祖先的追怀、惦念，独具匠心，使节日欢乐的高潮持续不绝。这习俗仅囿限在清流城关，成为城关人民最向往、最喜爱的节俗。

　　一、“摆五坊，送瘟船，散福”习俗

　　清流城关原有19坊，每年元宵由各坊轮流执事主持“摆五坊”。每个坊每年分五处摆。每处要摆上五大件，即：古董、字画、古书、花卉、服饰，故称“摆五坊”。当天，轮流执事主持坊的各户人家门前便摆出方桌，摊开红纸，临街挂起绣有“龙凤呈祥”之类的桌帷。户主将珍藏的古董、银锡器皿、玉器佩饰摆在桌上陈列。即使终年躬耕陇亩的农户，也要摆出一对古色古香的锡烛台，或合抱的金黄大黄瓜、大番薯或特有的雪薯以示庄重。“摆五坊”的时间视气候晴雨而定。天气晴和时，可摆上三五天。若遇连绵阴雨，一天即收场。摆开后，人们便挤在坊市评头品足，一饱眼福，增添节日的欢乐。

　　送瘟船夕阳西沉，暮色降临，观赏“摆五坊”的人群云散之后，城区的东门桥下却聚集着众多的男男女女。泊岸的船只底层是木板，四周围用薄薄的竹片扎成，尔后，盖上红绿色纸。船舱内绘有十二生肖的肖像张贴其上。舱内装着各家各户送来的猪毛、禽羽。山里人有强烈的心理寄托，将家禽牲畜的毛羽送上东去的瘟船付之一炬，以为即可保六畜兴旺，平安无事。于是，各家各户时刻一到，主事者发出号令，六响火铳轰然巨响，掌事的即解开绳缆，点燃舱内的火纸引爆杂在毛羽中的花炮，噼啪喧响。瘟船在冲起的花炮硝烟的火光中伴着激流游弋，沿着龙津河隐隐而去。直至瘟船送走，消失在暮色苍茫中，人们才星散而去。

　　散福元宵之夜，各处大闹花灯，送走瘟船，而五坊的家家户户便围坐在厅堂设宴把酒，少的几桌，多的几十桌。有的事先发出邀请，但任何人都可随意光临酒席。于是各坊的人们便携儿带女来到执事的五坊登门贺，然后依次鱼贯而入，吃到酒醉饭饱为止。

　　这特有的习俗在清流城区代代传承，从不衰竭。新中国成立后，这习俗才被废除。但它在民间有较深刻的影响，其特点是：

　　（一）有明显的地域性：在古代广袤的汀州八县中，这习俗唯独在清流城区流传。习俗形成的原因主要是清流城区的地理环境和人民生活息息相关。清流人大抵是隋唐之后，陆续从中原等地避乱迁来。这里山清水秀，土地肥沃，气候温和，林木茂盛，有大片可供开垦垢耕作之地。没有战乱、兵燹、灾荒，而被人们深深迷恋着。由于此地都是外地迁来的人，没有封建房族纠葛，又不受土著人欺凌，大家和睦相处，友好亲善。明洪武年间，清流人口已有五万多人。清道光九年，剧增至十万人，从宋代建县至新中国成立初的800余年间，人们带着中原的遗风，经过沿途漫长的衍化，与本地村民习俗融为一体，于是，形成这独特的风俗，其主要着眼点是“送瘟船”，企望通过虔诚祭拜之后，能让那些灾祸，纸船明烛照天烧，伴随滔滔流去的龙津水一去不复返，体现了人们对生存欲望的寄托。因此，送走瘟船，各家各户始以散福，让福神光临柴扉，喜照门庭，导致一些食难果腹之家也要不惜宴请嘉宾，唯恐太冷落了，福神不肯光临。

　　（二）有强烈的文化氛围：清流城区人民有对美的强烈追求，有较为发达的文化。元明之际，有20余名进士，在朝廷任副丞相、吏部尚书、翰林院编修和知府的官员，供职全国各地的知县达数十人。他们在仕途各有建树，各有一股大义凛然的阳刚之气，都十分愿意将家里的文化宝物摆出来供人观赏，炫耀门楣，从而，强化“五坊”的文化氛围，不同于一般的封建迷信。实质是褒扬文化，是对各坊文化的一次大检阅；是鼓舞、激励人们奋发上进，攻读诗书的习俗。

　　（三）有传奇的文学色彩：经过一代又一代人们的加工润色，“摆五坊”不仅千姿百态极富情趣，同时在民间也流传着许多传奇故事，如《樊公显灵》、《龙津河的故事》等，无不充分表达“摆五坊”与人民群众的密切联系，它深深扎根在群众的土壤，为群众所喜爱，给这些习俗涂上丰富多彩的传奇色彩。

　　（四）有心理企求的崇拜：在漫长的封建社会，人们总是企求着全家、乡人的共同平安吉祥，憧憬向往着温饱安宁的生活。“摆五坊”正是这个企求憧憬最好的表现形式。因此，每年元宵，人们不惜代价都要隆重举行这个习俗。违拗或淡化这个陈规，人们唯恐将招致瘟神的肆虐、命运的惩罚。这是乡民共同凝成的心理素质，使之繁衍流传。

　　二、形成的原因

　　元宵，早在汉代就是一个寻常的节日。《史记•乐书》云：“汉家常以正月上元祭祀太一甘泉，以昏时夜祀，至明而终。”周以后才逐渐变为今日的元宵佳节。为配合道教三官大帝中上元天官大帝在正月十五日的诞辰，便举行种种庆祝活动。到时北宋末年，元宵节由三夜扩为五夜。北宋人孟元老在《东京梦华录》中，描述了当时汴京人过元宵的盛况。这热烈壮举代代相传，沿袭至今。

　　民国间编修的《清流县志》称：“正月十五日为上元节，城内于斯日延道土建醮，名曰春祈。午后，扛神像沿街奔驰，各家门口竞放爆竹，名曰：逐疫。值年坊住户率先期发柬以请亲友，晚开筵宴，沿街拉客，名曰：‘赛福’。”

　　由此可以看出，源远流长的中华文化，无疑在清流得到播衍和发展。

　　（一）与台湾有着密切关系：连雅堂《雅言》称：“台南建醮之时，先择宽阔之地，设置神坛。曰天师坛，曰观世音坛，曰玄天上帝坛，装饰华美。以七巧桌陈列坛内，上置金石古玩，多方罗致，以夸珍异。台南故家旧多收藏，平时种不示人，排坛始肯出展，亦可以供观览也……他处之坛，虽有台南之伟丽，而无台南之华贵。”这习俗和清流的“摆五坊”同出一辙。台湾“送王爷船”，每三年一次，在台南举行，规模浩大，声势壮阔，形式独特。1991年8月间，台南举行的“送王爷船”活动，轰动全省，人流如织，商贾堵途。《台湾时报》作了连篇累牍的报道与清流的《送瘟船》不相上下。

　　（二）中原文化的浸润：唐之后，中原人民经过几次大迁移，有一批子民移到清流落户。他们带来中原文化的遗风，经过沿途不断的演化充实，又经过本地山民的同化拓展，才形成独特的民俗风情。实质是中原与南方文化交流的一道彩虹，焕发着异样的光彩。新编山西《五台县志》称：“元宵，街头巷口垒旺火祭瘟神，祈求消灾免难。”可以从中原窥探到清流元宵习俗的这个遗踪。远离故土之后，他们怀念远祖的遗俗，崇尚先祖的民风，深感祖先的荣耀不可忘怀，对一些风情民俗由共鸣、发展、而完善。祭瘟神在山西、河南、江西、湖北等地也有不同形式的祭仪，这就激起了有家归不得的游子的追怀之情。他们没有别的抚慰，在“每逢佳节倍思亲”之际，便保留先祖的遗风，以显示对先祖的怀念，寄托自己的追思，这全是由于中原文化的深深浸润所致。

　　（三）赋予新的传说：清流人民景仰祖先，通过“五坊”活动，丰富自己的生活内容。据传，从前，清流有位商人外出杭州作生意。元宵那天，在杭州城的大街小巷闲游，发现家家户户门前都摆张桌，罩上布帷，摆出许多供品和古玩字画，烧香点烛。商人被这纷呈的精湛摆设迷上了。回清流之后的第二年元宵也在自家门前摆上案桌，把家里珍藏的首饰、古玩摆在桌上任人欣赏品评。过去，清流交通闭塞，与外界交往不便，商人的奇异摆设吸引了许多人士前往参观，后经商人绘声绘色的渲染，翌年元宵，城里凡是有名望的人家都仿效这习俗，受到人们的崇拜与敬仰，蒙上一层迷人的色彩。后经几代的播衍发展，在炫耀家族兴旺的同时，人们企求消灾免难，为增加“送瘟船”、“散福”等相联系的习俗，使三者融为一体，给元宵赋予多元的意向，形成城区人民共识的习俗。

　　（四）人民的愿望：漫长的封建社会，人们对不可抗拒的各种遭遇，无法作出科学的解释，便企求神灵的保佑。“送瘟船”是人们驱邪祛恶的愿望。“散福”则是人们对好运的企求，又跟“摆五坊”融为一体，根深蒂固的扎根在人民中间。这奇特的心理企求，于是构成了奇特的习俗，诱惑着一代又一代的人们陈陈相因，担心着没了习俗，也许会灾祸降临。（李升宝 江凤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