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升宝/文）

　　当今的三明境域是由邵武、延平、汀州府整合而成，都是处于闽西北深山腹地的狭仄平原，山、水、田是其主要的地理环境，也是古代重要的粮食基地，除尤溪、永安之外，大多是余粮县，有余粮输出。

　　境内的粮食生产始自远古，粮食与外界的交换约始自南朝。这与生产发展、人口增加以及社会繁荣有密切关系。历经隋唐及北宋，北方战乱频仍，北地人口大量南迁，尤其到了南宋，福建成了赵家王朝的大后方，人口骤增，且集中在沿海繁华地区，增加了福州粮食的需求。而闽西北粮食由于交通闭塞，无法对其接济，则从泉州、兴化等沿海地区调入调剂。福州输入粮食由此始，但尚未与三明境内交易。

　　元至正间，陈友定出任福建行省平章政事，统揽全省军政大权，为支援元帝国的粮食之需，凿通闽水至为奇险的清流九龙滩，以通舟楫，载运闽江上游粮食支援京都，三明境域始有粮食外运。

　　其时，汀州府除陆路通往福州省城的古驿道之外，九龙溪是唯一的交通通途，相当于当今的公路。凡商贾行旅从汀州赴省，大多都选择从九龙溪乘船直达。九龙溪有九龙十八滩之险，滩滩都是鬼门关。唐诗人张籍感叹：“曾成赴北归朝计，因拜王门最好官。为郡暂辞双凤阙，全家远过九龙滩。山乡只有输蕉户，水镇应多养鸭栏。地辟寻常来客少，刺桐花发共谁看。”尽管如此，大多商贾行人仍选择水路通行。尤其载运货物一艘舟楫可抵200余人的肩挑，运输费用的浩繁加重了成本，于是商贾都选择水路运输。陈友定凿通九龙滩之后，排除了险阻，更利商贾通行。

　　明代中叶之后，福州城已拥有数十万人口，对粮食之需求已是毗邻区域难以支给，闽江上游的粮食开始向福州输入。明正德《归化县志》载：“男子力农事，重于离土。近溪之米，装贩于省城，亦有收布货于他省者，然亦不多也。”已是直接向福州输运粮食。与之毗邻的清流是闽西颇负盛名的产粮区，诱惑着一些粮商直向清流购粮运销福州洪塘。《清流县志》载：“往年奸商包籴，载下洪塘，以济洋船，贪得高价。又安砂黠商，百千成群，放青苗子钱，当青黄甫熟之时，即据田分割，先于嵩口造船，及其强载出境。”“邑奸市万石，泛千艘，乘九龙巨浪，扬帆而下，一瞬千里。”其运粮之规模是何其浩宏！由于农民被白银所诱惑，倾尽其收成之稻谷悉数出售，虽政府一再发出奉告，不得贪一时之利，将粮食悉数抛售，却无法阻止，导致粮荒。明崇祯八年（1635年），清流斗米二钱二分，七里告饥，贫民相率掠夺富民米，十数日方定。“是时，民间籴无所得，邑绅李子坚、李言煮粥食饥，集议救荒之策，平价编粜，计口授粮，迄冬十月始平”。明末董应举称：“吾郡米粟多出上府。”其时，为防海盜，沿海一带实行海禁，导致沿海之长乐、福清、连江难以到福州运米，加剧了福州的粮荒。福州粮食更依赖闽江上游。上游米的需给尤其是联络上下游的运粮水路成了福州人民的生命线。“南台河下米船三日不到”,福州米价必然暴涨。沙县、将乐亦有客商贩运米谷运抵福州。建宁、泰宁亦是余粮之区，都能向福州输出粮食，唯尤溪、永安之粮只够本地之民食。

　　清代中叶以后，由于闽北茶叶生产的发展，占用农田作物的土地，由此造成水土的流失，以及外地人口的大量进入，消耗一部分粮食，使各地粮食自给率直线下降。三明境内外运福州的粮食相对减少。尤其是各地采取断然措施，实行米禁，如沙县的河流修筑许多船礁，堵塞水道，使之粮船无法进入。清流县人在龙津河，乃至下游架起浮桥和桥栅，阻挡粮食输出。建宁也曾禁米外运，几乎使繁盛一时的米市销声匿迹。虽有如建宁、泰宁、将乐粮食向福州继续输出，却也不似先前的繁盛，于是，福州的粮食之需求主要依靠江南、台湾及海外。而南台、台江仍然是福州粮贸中心，掌控了福州的粮贸市场，三明境域的余粮仍然向福州汇集，而且从福州运回人民生产、生活之需的日用品，如大宗食盐就是从福州运入。鸦片战争后，福州通商口岸开放，国外大米输入增加，至清末，最高年输入达100余万担。对外依赖的粮食有增无减，加深福州对外粮的依赖。而建宁、泰宁、邵武年荒可输出234000担，缓解福州的粮荒。

　　版面链接：http://smrb.smnet.com.cn/shtml/smrb/20151204/100681.s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