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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灾难来临时，当生命饱受考验时，冲在救灾抢险第一线的，除了那些可亲可敬的救援人员，还有普通岗位上的平凡人。
记者在阜宁灾区一路行去，眼眶都是湿润的。这些默默无闻的平凡人，在经历了突如其来的灾难和与亲人的生离死别后所表现出的勇敢与平和，让我们不能不为之动容。
三位村干部，50个小时没合眼
大楼村是受灾最严重的地区之一，1036户人家中有800多户受灾，1000余人受伤。然而，村里的救援工作却是井井有条。村民们告诉记者，这多亏了他们村的“万能书记”孔庆成。
灾难发生后，孔庆成第一时间联系救援，与村主任分别从北向南、从东到西交叉工作，挨家挨户寻找生命迹象。为了保证伤员第一时间得到治疗，孔庆成调用挖土车将高速公路的防护栏挖出一个“紧急出口”，因地制宜运送伤员：靠近河的用船、靠近高速的用车、交通不便的人抬……为伤员争取了宝贵时间。
这位奔走在前线的老书记整整50个小时没合眼。回到家，看到坐在废墟上的老母亲，想到她连一口热饭还没吃上，孔庆成扑通一声跪倒在母亲脚下：“妈，您别怪我！我是总支书记，我不仅您一个妈，全村的父老乡亲都是我的爹妈啊！”
在离大楼村不远处的丹平村，党总支副书记高成奎也同样在救援前线奔波劳碌。村民们告诉记者，高成奎的家被夷为平地，但他忙着组织村民自救，到现在还没回家看一眼。
在灾区，像孔庆成、高成奎这样的干部不止一个，他们身份不同、年龄不同，但有着相同的信条：百姓利益比天大。
成俊村党总支副书记王成同，得知91岁的老父亲被压在废墟之下，却毅然决定先抢救乡亲们。等他赶回家，老父亲已溘然长逝。殡仪馆内，王成同跪在父亲的遗体前泣不成声。但灾情不允许他有太多的悲恸，至今王成同依然奋战在救灾的第一线。
废墟之上，灾难之中，这群来自基层的村干部奋不顾身为受灾群众筑起希望的长城，飘扬在灾区上空的党旗昭示着党员们舍己为人的精神。
六位好老师，将生死置之度外
进入新沟镇南湾小学时，校内的地上满是玻璃与木板，除了一栋教学楼外，其他教室屋顶片瓦不存。
除了小学，学校还设有3个幼儿班。龙卷风来临时，幼儿教师李玉红正在上课。龙卷风来袭，孩子们顿时慌乱起来，李玉红察觉情况危急，赶紧让所有孩子躲到课桌下面。
有一个孩子受了惊吓，想要跑出教室，李玉红赶忙上前阻止。这时，屋顶上的瓦片被风卷起，向教室的窗口飞来，李玉红一把将孩子揽入怀中。瓦片击中了她的脸部，顿时鲜血直流。但李玉红全然不顾，边维持秩序边安慰孩子。龙卷风过后，校长谢洪波急忙拨打了120，而救护车却因为道路阻塞滞留在学校5公里之外。谢洪波立刻叫上李玉红、王加权、王志跃等几名教师，翻过围墙，再将5名受伤的儿童一一托过围墙，最终送上救护车。“当时脑袋里一片空白，只想着要护住学生。”确定孩子全部无恙后，李玉红才想起被瓦片划伤的伤口还没包扎。
当龙卷风来袭，同样陷入灾难的新沟镇计桥幼儿园，老师杨金婷、周文彦用身体堵住教室大门，用生命守护了孩子们。杨金婷5岁的儿子也在该园上小班。灾难过后，全村人赶到幼儿园救灾，发现满身鲜血的杨金婷怀里紧紧抱着的不是自己的儿子，而是计良生5岁的孙女。77岁的计良生抹着眼泪告诉记者，“要是没有杨老师，我估计再也见不到我孙女了！”
记者今天下午见到杨金婷老师时，她刚从医院回来，右腿的伤口缝了8针，胸口和肩部各缝合了5针。自从灾难后，5岁的儿子与她形影不离，就连妈妈缝针，儿子都守在手术室。他说怕黑、怕失去妈妈。
平凡人物，感天动地。灾难来临后，这些奋不顾身，坚守在岗位的普通人，让阜宁灾区人民充满信心。
（本报阜宁6月25日电 本报记者 郑晋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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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一些地方改名时有发生。5月30日，江西省庐山市正式挂牌成立，原庐山区更名为九江市濂溪区。今年年初，贵州省遵义市遵义县也改为播州区。公众如何看各地方改名？
上周，中国青年报社会调查中心联合问卷网对2000人进行的一项调查显示，46.4%的受访者认为地方改名是缺乏文化自信的表现，55.4%的受访者担忧地方改名热会形成功利化、无文化的病态发展观，63.2%的受访者认为地方改名需保留历史记忆。
46.4%受访者认为地方改名是缺乏文化自信的表现
江西省吉安市的彭敏（化名）表示，庐山设市后，由省直辖，政策从上到下简化了很多，问题交流反馈也更快。这有利于庐山景区的发展，扩大产业知名度。像现在的财政拨款可以直接拨到庐山，又不占九江的份额，自由发展空间更大。
老家在贵州省遵义市的胡影（化名）比较认可将原“遵义县”改成“播州区”。“国务院批复撤销遵义县、设立播州区，范围还是那一片，下辖行政区域也还是那些，感觉变化不会太大”。
调查显示，46.4%的受访者认为各地方改名是缺少文化自信，42.8%的受访者直言有哗众取宠之嫌，38.2%的受访者则认为更加突出自身特色。其他依次为：忽略了自身特有的精神文化（37.3%），有利于地方长期发展（26.4%），地方发展的一种举措，无可厚非（19.2%）。此外，45.2%的受访者表示地方改名会增加人们对当地的关注，31.6%的受访者直言不会，23.2%的受访者说不好。
在北京某事业单位员工刘君看来，名人故里、影视作品热点、历史称谓等是一些地方改名的主要理由，“地名是地方的地域标识，包含了地方文化等诸多元素。改名要注意识别度，保留自身特色。”
胡影表示，在古代，遵义的名字就是播州，将下属的“县”改“区”在现代城市发展中很常见。“政府在更改地名时一定考虑了许多因素，也是为了地方更好更快地发展。”
为何很多地方争相改名？59.3%的受访者认为是为了提升城市竞争力和知名度；43.0%受访者直言是随大流，博取舆论关注；39.8%的受访者认为是为了逐步完成行政区划转变；38.1%的受访者表示是为了发展经济。此外，还有26.8%的受访者认为是缺乏长远眼光的浮躁和功利。
63.2%受访者表示地方改名需保留历史记忆
在彭敏看来，设市给庐山带来了机遇，县级市会有更大的发展权限。“行政管理比以前更加规范，有利于发展当地的旅游经济，还能降低游客成本，同时树立良好的江西形象。当然，改名之初多有不便，像寄收快递时地址的登记难免会存在混乱”。
“不能为了改名而失去自身的文化特色。有的地名本来非常具有红色革命历史意义，也因此而被人们熟知和向往。其他的名字如何能代替得了呢？”刘君说。
面对各地的“改名热”，人们有哪些忧虑？55.4%的受访者担忧各地方改名风会形成功利化、无文化的病态发展观；49.9%的受访者则认为可实现文化、旅游、经济良性发展；46.2%的受访者担心会给居民办理行政手续带来不便；33.9%的受访者认为可弘扬地方特色，增强文化底蕴。
“政府应该从旅游经济发展和文化发展两方面考虑，只强调经济发展而失去特有的文化内涵会没有自己的特色，我认为是得不偿失的。”彭敏说。
刘君认为，“改名热”背后不排除一些地方是跟风随大流。“并不是所有的改名都是适合的、更好的。相关审批部门需负起责任，审慎考虑地方经济、文化等方面。对于确实应改名的，也要充分征集和考虑群众的意见，他们对地方文化和历史有深刻的认识。且群众生活在这片土地上，改名后会给他们带来诸多不便。”
调查显示，63.2%的受访者建议地方改名要保留地方历史记忆，63.0%的受访者认为经济发展与历史文化要协调，54.3%的受访者认为要遵循地名规律，46.8%的受访者认为要尊重民意。（记者 杜园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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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点资讯副总裁、总编辑吴晨光作主题发言
23日至24日，山东省第八届网络舆情管理论坛在临沂举行，一点资讯副总裁、总编辑吴晨光做了题为《融媒体时代的传播与舆情应对》的主题发言。吴晨光认为，应对舆情的核心在于抓好主路径即“用户最集中之处”，处理舆情应像“大禹治水，堵不如疏”。
吴晨光在主题发言时说，融媒体是互联网特质的展现——多端口、多渠道的交错，一个新闻事件迅速“全网化”。他说，舆情的主战场从平面到网络，从PC到移动，从单向到社交(微博VS微信)，各种媒体相互裹挟、交叉纵横，“网”字变得越来越传神。吴晨光还以魏则西事件与雷洋事件为例，分析了贴近性、名人、弱势群体、矛盾与冲突、涉性等容易形成舆情的内容。
吴晨光认为，应对舆情的核心思路在于抓主路径，主路径为用户最集中之处。他说，自媒体的多平台，更符合网络传播的特质，因此要充分重视自媒体。
而关于舆情的应对处置，吴晨光说，融媒体时代“大禹治水，堵不如疏”，平台、渠道太多，应当重视疏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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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16日，湖南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徐守盛在红网调研时指出，要牢记党史，立足湖南省党史资源丰富的优势，用鲜活、生动、接地气的报道，大力宣传好党的光辉历程和丰功伟绩。湖南省委副书记、省长杜家毫6月12日发表文章，讲述了湖南在蒙达尔纪买下李石曾故居并计划改造成中国赴法勤工俭学纪念馆背后的故事，让这群湖湘青年和蒙达尔纪这座小城，重新在湖南人的视野中鲜活。(6月22日 红网)
九十八年前，有这样一群热血青年汇聚在长沙，以天下兴旺为己任，共同商讨拯救国家民族的新途径、新方法，并成立了我国在俄国十月革命以后影响最大的革命团体——新民学会，使湖南成为中国反帝反封建的主战场之一，后来为了学习西方的先进思想和技术为国所用，他们当中不少人不惜远渡重洋，赴法国勤工俭学，以“改造中国与世界为方针”，为中国共产党的建立作出了十分重要的贡献。
九十八年后，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增长速度从高速转向中高速，发展方式从规模速度型转向质量效率型，经济结构调整从增量扩能为主转向调整存量、做优增量并举，发展动力从主要依靠资源和低成本劳动力等要素投入转向创新驱动。但新常态不是不干事，不是不要发展，不是不要国内生产总值增长，而是要更好发挥主观能动性、更有创造精神地推动发展，这正是广大湖湘青年发扬“恰得苦、耐得烦、不怕死、霸得蛮”精神的时候，正是“广阔天地、大有作为”的时候。
这是因为尽管我国经济面临较大下行压力，但我国仍处于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经济发展长期向好的基本面没有变，经济韧性好、潜力足、回旋空间大的基本特质没有变，经济持续增长的良好支撑基础和条件没有变，经济结构调整优化的前进态势没有变。特别是随着经济新常态的到来，国内市场地位凸显，湖南地处“一带一部”的区位优势越来越明显，通过深入实施“一核三极四带多点”的发展战略，促进“三量齐升”，推进“五化同步”，一定可以在建设富饶美丽幸福新湖南的过程中有所作为。
敢为天下先是湖湘青年最大的特点，虽然国内最顶尖的人才不在湖南，但是在强调创新驱动的社会里，敢为天下先的创新精神显得尤为重要，广大湖湘青年要以毛泽东、蔡和森等人为榜样，充分发挥敢走新路，敢闯敢试的新民学会精神，充分发挥湖南精神层面的优势，真正形成一种尊重人才、鼓励创新的良好的氛围，从为产业结构升级、创新提供更强的人力资源基础，为做大做强一批战略性新兴产业，有序推进一批重大改革试验试点更恭坚强的人才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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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华时报讯（记者杨凤临）昨天上午，北京市检察系统首批计入检察官员额考试在中国政法大学研究生院举行。来自市检察院、四个分院、16个区院和铁检北京院等全市22个检察院的1642名检察官参加了考试。
截至6月22日，全市检察机关共有1665名检察官通过报名和资格审查环节，平均年龄43岁，研究生以上学历占33%，本科以上学历达到100%；有1642名检察人员参加了考试，其中，通过资格审查的全市各级检察机关副检察长、检察委员会委员、检察员、助理检察员均须参加入额考试。
>>考察范围
考试采取委托第三方专家学者命题的方式，侧重考察检察官履职所应具备的政治理论知识、法律专业知识和从事检察业务的能力，内容涵盖了政治理论、检察官职业道德、执法规范、刑法、刑诉法、民法、民诉法、行政诉讼法、最新司法解释以及检察实务等内容，更注重对检察实务的考核。
考试全部组织工作均按照全国性质的重大考试来设置，报名、分配考场及座位、生成打印准考证、成绩查询都依托首都检察网在线考试系统进行。
>>总体评价
下一步，检察官遴选工作办公室还将对符合资格人员进行包括业绩公示、民主测评和实绩考核三部分的考核。考核成绩占总成绩的70%，考试成绩占总成绩的30%。根据考试考核成绩，结合平时办案实绩、表彰奖励等情况，差额提出初步拟任人选，提请遴选委员会审议。首批入额工作将坚持德才兼备、注重能力和实绩的原则，严格标准、择优选任，通过细致有效的工作，真正使业务水平高、司法经验丰富、办案能力强的人员进入员额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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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受法律界关注的民法总则草案，昨天首次提请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审议。民法总则草案明确了对胎儿利益的保护，规定涉及遗产继承、接受赠与等胎儿视为具有民事权利能力；降低了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的年龄下限，年龄段由原来的10至18岁变更为6至18岁；草案明确了三种撤销监护人资格的情形，并规定被撤销资格者确有悔改情形，可视情况恢复资格；草案对网络虚拟财产、数据信息等新型民事权利客体做了规定；草案还将向法院请求保护民事权利的诉讼时效由两年改为三年。
□编纂规划
争取2020年形成统一民法典
昨天，全国人大法工委主任李适时在向会议作说明时提出，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分别制定了民法通则、继承法、收养法、担保法、合同法、物权法、侵权责任法等一系列民事法律，修改了婚姻法，在经济社会发展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近年来，人民群众和社会各方面对编纂民法典的呼声比较高。编纂民法典已经具备了较好的主客观条件。
李适时表示，编纂民法典的任务是对现行民事法律规范进行系统、全面整合，编纂一部内容协调一致、结构严谨科学的法典。编纂民法典不是制定全新的民事法律，而是对现行分别规定的民事法律规范进行科学整理，但并不是简单的法律汇编。法律汇编不对法律进行修改，而法典编纂不仅要去除重复的规定，删繁就简，还要对已经不适应现实情况的现行规定进行必要的修改完善，对社会经济生活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作出有针对性的新规定。
李适时介绍，编纂工作拟按照“两步走”的思路进行：第一步，编纂民法典总则编（即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经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后，争取提请2017年3月召开的十二届全国人大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第二步，编纂民法典各分编，拟于2018年上半年整体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经全国人大常委会分阶段审议后，争取于2020年3月将民法典各分编一并提请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会议审议通过，从而形成统一的民法典。按照进度服从质量的要求，具体安排可作必要调整。
□草案看点
1涉及遗产继承、接受赠与等
胎儿视为具有民事权利能力
草案第十六条：涉及遗产继承、接受赠与等胎儿利益的保护，胎儿视为具有民事权利能力。但是，胎儿出生时未存活的，其民事权利能力自始不存在。
【解读】在法律上，民事权利能力是一个人能否享受民事权利的前提，如果没有民事权利能力则无法享有和行使民事权利。
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主任李适时在向会议作说明时说，自然人的民事权利能力始于出生，胎儿尚未出生，原则上不具有民事权利能力。但是为了保护胎儿的遗产继承、接受赠与等权利，有必要在需要对胎儿利益进行保护时，赋予胎儿一定的民事权利能力。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中国民法学研究会秘书长王轶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胎儿是没有办法以自己的力量维护自身利益的群体，也没有办法表达自己的意愿和主张。以往民事立法上对于胎儿权益的保护比较有限，只在继承法中有遗产要给胎儿“特留份”的规定。反映一个国家和地区法治文明发展程度有一个很重要的指标，就是对于不能通过自身力量保护自己利益的群体，法律对他（她）能保护到什么程度。目前的规则提高了对胎儿保护的水平，这是法治文明进步的明显体现。
2尊重未成年人的天性
满6岁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
草案第十八条：6周岁以上不满18周岁的未成年人，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
草案第十九条：不满6周岁的未成年人，为无民事行为能力人，由其法定代理人代理实施民事法律行为。
【解读】考虑到一个人对自身行为的认识和控制能力，法律对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做出规定，这意味着他们在日常生活中，只能在有限的范围内(一般在与自己的智力知识水平相当的范围内)享有权利。在之前的民法通则中，规定十周岁以上的未成年人是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不满十周岁的未成年人为无民事行为能力人。
草案的说明指出，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和生活教育水平的提高，未成年人生理心理的成熟程度和认知能力都有所提高，适当降低年龄有利于其从事与其年龄、智力相适应的民事活动，更好地尊重这一部分未成年人的自主意识，保护其合法权益。这一调整也与我国义务教育法关于年满6周岁的儿童须接受义务教育的规定相呼应，实践中易于掌握、执行。
王轶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学界认为，在民法典编纂要确立的立法哲学里，除了要尊重成年人的决定自由，也要尊重未成年人的天性。就是说，未成年人的事项不要都按照成年人的意志去进行安排，“孩子有自己的利益诉求，能够根据自己的意志决定的，大人就不要把自己的意志强加给孩子。这样的修改能够扩及更广泛的领域，包括姓名决定权等，如果不认同父母起的名字也可以提出修改要求。”
据专家介绍，从法律影响上看，如果一名6周岁的儿童在学校或幼儿园遭受损害，将适用侵权责任法第39、40条关于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的相关规定，而非第38条无民事行为能力人的规定。
3明确失能人群须得到监护
老人纳入监护制度保护范围
草案第二十条：不能辨认自己行为的成年人，为无民事行为能力人，由其法定代理人代理实施民事法律行为。
【解读】草案此次扩大了被监护人的范围，将智力障碍者以及因疾病等原因丧失或者部分丧失辨识认识能力的成年人也纳入被监护人范围。监护制度的主要功
能是对这部分人的民事行为能力予以弥补。这有利于保护这些人的人身财产权益，也有利于应对人口老龄化，更好地维护老年人权益。
王轶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明确对老年人的监护制度，是一个新的制度，叫成年监护。“这是因为考虑到中国进入老龄社会的实际，凸显对老年人的关注和保护。”王轶说。
看点提示
★民法典
由总则编和各分编（目前考虑分为合同编、物权编、侵权责任编、婚姻家庭编和继承编等）组成。总则编规定民事活动必须遵循的基本原则和一般性规则，统领各分编；各分编在总则编的基础上对各项民事制度作具体可操作的规定。总则编和各分编形成一个有机整体，共同承担着保护民事主体合法权益、调整民事关系的任务。
★编纂工作
民法典编纂工作分两步走：先编纂民法典总则编，再编纂各分编。其中，民法总则规定民事活动的基本原则和一般性规则，在民法典中起统率性、纲领性作用。
★民法总则草案内容
27日提请审议的民法总则草案分11章，包括基本原则、自然人、法人、非法人组织、民事权利、民事法律行为、代理、民事责任、诉讼时效和除斥期间、期间的计算、附则，共186条。
★民法典由谁编纂
法制工作委员会牵头成立了由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国务院法制办、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法学会5家单位参加的民法典编纂工作协调小组。
★涉及部分法律
民法典的编纂涉及一系列重要的民事基本法和单行法律，比如民法通则、合同法、物权法、侵权责任法、婚姻法、收养法、继承法等都会直接涉及；还有一些单行法律也会受到民法典编纂的间接影响，如公司法、合伙企业法、中外合作经营企业法、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等。
★名词链接
“民法”一词来源于古罗马。1804年颁布施行的《法国民法典》成为世界第一部近代成文民法典，是民法发展史上的重要里程碑。
4见义勇为者受伤
鼓励被救者给予补偿
草案规定：为保护他人民事权益而使自己受到损害的，由侵权人承担责任，受益人可以给予适当补偿。没有侵权人、侵权人逃逸或者无力承担责任，受害人请求补偿的，受益人应当给予适当补偿。
【解读】据新华社报道，专家认为可以从三方面理解：首先，因见义勇为受损害，由加害人负责，没有加害人的，谁得好处谁补偿，这与紧急避险的有关条款中的法律原则一致。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中国民法学研究会常务副会长、全国人大代表孙宪忠认为，这是针对当前我国见义勇为引发纠纷的案例实际，在法律上对见义勇为者赋予一种请求权。
其次，条文特别强调受益人可以给予适当补偿。北京大学教授、中国民法学研究会副会长尹田认为，这是对以往相关法律规定的一种突破。“可以”并不是强制性的义务，是任性的规定，是道德上的鼓励。很多见义勇为者所受的是人身伤害，人身伤害是很难完全用金钱补偿的，得了好处的人对见义勇为者酌情进行补偿，体现出法律提倡对见义勇为者进行奖励的道德导向。
再次，“可以”还可以理解为，不管见义勇为者受损害的责任是否已被侵权人承担，只要受益人自愿给见义勇为者补偿了，就不能反悔再要回去。
5
完善撤销监护制度
监护人资格可撤销可恢复
草案第三十四条：监护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人民法院根据有关人员或者组织的申请，撤销其监护人资格，并根据最有利于被监护人的原则依法为其指定新监护人。
草案第三十五条：原监护人被人民法院撤销监护人资格后，确有悔改情形的，经其申请，人民法院可以视情况恢复其监护人资格，人民法院指定的新监护人与被监护人的监护关系同时终止。
【解读】草案完善了撤销监护制度。针对社会频频出现的监护人侵害被监护人利益的现象做出的有针对性的规定，比如父母遗弃儿童或家暴，规定在极其恶劣的情况下，有关人员可向法院申请撤销监护人。
对于监护权撤销之后可以恢复这一点，王轶称，监护权其实是一种负担和职责，因为对被监护人去进行监督和保护，并不是为了监护人的利益考虑，而完全是服务于被监护人的利益。在大多数情形下，承担监护职责者，都与被监护人有着血缘或者其他密切关系。从这个角度讲，这种规定有一定的妥当性。当然，在法律的适用过程中，究竟什么时候恢复监护资格，应该是从严把握的。到底是不是真的改过自新了，必须经过慎重判断。
6按照设立目的、功能不同
法人将分营利和非营利两类
法人制度是民事法律的基本制度。法人是法律拟制的“人”，是为了各类组织方便在法律上享有权利而设计的制度。
【解读】经过反复比较，草案按法人设立目的和功能的不同，将法人分为营利性法人和非营利性法人两类。李适时表示，这样的划分既继承了民法通则按照企业和非企业进行分类的基本思路，比较符合我国的立法习惯，同时这样的分类也合于我国的国情。其中，非营利性法人是指为公益目的或者其他非营利性目的成立的法人，非营利性法人不得向其成员或者设立人分配利润。
7数据信息等确认为权利客体
虚拟财产数据信息将获保护
草案第一百零四条：物（民事主体依法享有物权）包括不动产和动产。法律规定具体权利或者网络虚拟财产作为物权客体的，依照其规定。
【解读】近年来，关于虚拟财产的纠纷层出不穷，同时大数据的运用已经高度嵌入人们的生活，但关于它们的法律性质目前还十分模糊。为适应互联网和大数据时代发展的需要，草案对网络虚拟财产、数据信息等新型民事权利客体做出规定。
王轶表示，按照民法学界的通说，个人信息权的客体，就是数据信息。今天也的确存在着出于商业目的甚至犯罪动机对数据信息进行不正当使用的现象，在民法上将数据信息确认为权利客体，可以通过类似个人信息权这样的形式，确认和保障它，来维护民事主体，特别是自然人的人格权益。
8保护权利人利益
诉讼时效由两年延至三年
草案第一百六十七条：向人民法院请求保护民事权利的诉讼时效期间为三年，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
【解读】诉讼时效是为了避免权利人“躺在权利上睡觉”、督促其行使权利而设计的制度，一旦权利人在法定期间内不行使权利，期间届满后，权利则不受法律保护。
近年来，社会生活发生深刻变化，交易方式与类型也不断创新，权利义务关系更趋复杂，司法实践中普遍反映的两年的权利行使时间较短，因此，草案予以适当延长，从两年的诉讼时效延长至三年。
王轶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在中国人的价值观念中，欠债还钱甚至父债子还都是能接受的，那么就不大容易接受一个权利在一定期限内没行使就功效减损了这样的结论。所以，做适当的延长，也是在各种不同利益诉求中的一种折中。两年的诉讼时效，从以往的法律实践中看，对于权利人利益的保护，适当延长有必要。
在此次启动民法典编纂之前，我国曾4次尝试编纂民法典。时间分别在上个世纪50年代、60年代、改革开放之初和世纪之交。
60年间5个民法典时刻
1954年
著名法学家江平教授在口述史《沉浮与枯荣》中回忆到，1954年下半年，第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组建了专门的班子，开始起草民法典。当时立法的体例受苏俄民法典的影响，但具体内容并不全部抄袭苏俄民法典。1956年，民法典编纂到525条时，因为整风运动难以为继。
1962年
1962年第二次民法典制定工作启动。据江平回忆，由于民法典要“反帝”“反修”，草案条文中“所有法律名词都搞没了”，“法人”“自然人”“债权”“物权”“法律行为”“合同”等统统没有，体例上也去掉了家庭婚姻关系和继承关系。最终，这次编纂因为文革而流产。
1979年
1979年，第三次民法典编纂工作启动。江平回忆说，当时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第一批就调集了36名法学专家、学者和实务部门工作人员，组成起草小组。1982年5月，民法典起草完成第五稿后，又被叫停。民法典的起草工作由“批发”改为“零售”，即先制定单行法，待单行法完善后再制定民法典。理由是中国正在进行经济体制改革，摸着石头过河，不可能在一部完整的民法典中预先确定一些规则，只有待改革大体告一段落后才有把握制定完善的民法典。
1998年
1998年初，由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王汉斌提出，江平和王家福牵头成立了民事立法工作组。工作组经讨论确定了起草步骤：1999年完成合同法；到2003年争取通过物权法；到2010年完成民法典。2002年初，民法典的起草工作加速，同年底提交的草案共1200多个法律条文，10万多字。提交立法机关审议后，各种不同意见甚多。在此情况下，2003年之后又重新启动物权法立法。
“时至今日，我们大家都应该认识到，中国的法制建设最后一个堡垒还没有拿下来，就是我们的民法典。”在《沉浮与枯荣》中，江平沉重地说道。
2014年
2014年10月，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了编纂民法典的要求。这距离中国首次启动民法典编纂，整整过了60年。
京华时报记者沙雪良
□专家分析
为何要加快制定民法典
单行法众多，使法官在寻找裁判依据时无从下手，难以避免“同案不同判、同法不同判”现象。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所研究员孙宪忠说，“与数量众多的单行法相比，体系化的民法典能够降低裁判成本，以严整、科学的体系减少裁判冲突。”
虽然民法通则发挥了巨大作用，但随着一大批民事法律制定出台，民法通则的条文逐渐失效。孙宪忠说：“在通则中，很多法条涉及的法律规范，已经逐步由新法替代。但我国现行的民事法律尚未形成有机联系的民法体系。这和民法作为市场经济体制基本法的地位很不适应。”
“民法通则可谓微缩版的民法典，既有总则性规定，也有分编的一些内容。”在中国人民大学教授、中国民法学研究会秘书长王轶看来，现在的民法总则草案是未来民法典的总则编，所涵盖内容的广泛性、在民法典中的纲领性作用是通则无法
比拟的。
孙宪忠说，“编纂民法典就是通过立法体系化、科学化整合，消除立法中的矛盾，使得现行民法制度成为思想先进、制度齐全、规则和谐的法律系统。”
民法典不但对司法者、立法者很重要，对人们生产生活的意义更加重大。
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尹田认为：“民法典将老百姓的民事权利集中加以规定，便于学习、查阅和运用，人民群众手中有了一本民法典，就有了一个‘权利保障书’，企业家手中有了民法典，就更容易知道自己的哪些经营活动受到法律保护。”
“民法总则的制定、民法典的编纂，意味着民事权利的保护被提升到一个新的高度，对于促进我国经济生活的健康发展，提升国家治理能力和现代化水平，防范公权力随意侵犯民事主体的合法权利具有重要意义。”尹田说。
据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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